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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与前景

发布时间:2021-11-25   浏览次数:

  特朗普任内,跨大西洋关系遭受剧烈冲击,在经贸、军事、全球治理等领域面临重重挑战。拜登时期,美国将通过重新强调民主价值观、巩固同盟务实关系、恢复多边合作三方面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然而,这些举措无法打消欧洲顾虑,欧洲仍将面临战略自主与战略依赖的两难。无论接触欧洲的方式方法如何变化,美国本质上服务于大国竞争、护持霸权的对欧政策难以改变。跨大西洋关系仍存在诸多分歧,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欧政策明显调整,欧洲疲于应付,双方在经贸、安全、全球治理等议题上出现深刻分歧,跨大西洋关系面临重重挑战。拜登执政后对欧政策呈现重归传统的趋势,跨大西洋关系迎来新变化,但也面临掣肘和挑战。本文从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调整与挑战切入,展望未来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前景。

  特朗普执政时的跨大西洋关系龃龉不断,其本质在于美欧双方既不愿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又不愿为维系同盟利益而过多让渡个体利益。美国对欧战略调整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反应,欧洲相应作出政策调整,这一过程在特朗普执政前即已开启,且不会因为拜登的上任而偃旗息鼓。

  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变化大于延续,对跨大西洋关系形成冲击。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美欧团结一致,意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稳固跨大西洋传统盟友关系,夯实西方“价值观联盟”,但美国的政策表现难以让欧洲满意。一是在政治上,特朗普政府不愿明确表态支持欧洲一体化。尽管历史上美国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考虑时有变化,但表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洲团结是美国政坛默认的“政治正确”。特朗普对欧盟机构不信任,认为其过于官僚和低效,不仅未能明确表态支持欧洲一体化,还强力支持英国脱欧,通过承诺率先与英国达成脱欧后的自贸协定,帮助英国提升与欧洲谈判的底气和筹码,甚至希望通过打造美英自贸协定“样板”,鼓舞更多国家脱离欧盟。二是在经贸上,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战、关税战等方式对欧施压。美国不再认可作为盟友体系的领导可以少取多予,而是认为盟友搭便车不利于维护美国霸权,转而追求经济对等,通过自身体量强力施压盟友让步。三是在安全上,特朗普政府不断弱化北约的纽带作用。特朗普虽然执政后改口称北约不再过时,但是在北约集体防务问题上态度反复,并要求北约盟友承担更多军费,引发盟友不满。此外,特朗普政府还以调整在 欧军事力量作为施压德国的工具。2020年7月,美国政府表示将从德国撤走近1.2万名军事人员,其中6400人返回美国满足未来轮驻东欧及全球的需求,5600人重新部署在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其他北约国家。美国时任防长马克·埃斯珀表示此举是为强化北约威慑俄罗斯的能力,但特朗普却明确表示是为惩罚德国对北约军费贡献不足。四是在多边规则领域,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与欧洲倡导的多边主义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不断退群废约,对国际机制和规则造成巨大冲击。2020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不会参与旨在保障世界各国各地区能够公平获得新冠疫苗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把“美国优先”推向疫苗领域。

  欧洲方面,“特朗普冲击波”促使相对弱势的欧洲开启新一轮关于欧美关系前景的大辩论,构成欧洲质疑跨大西洋关系现状的主要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变化将延续至拜登时代。辩论主要有两个辩题:第一,如何看待“特朗普现象”,特朗普执政下呈现的美国外交特征是否为过渡现象,美国更换新总统,跨大西洋关系有没有可能重回正轨。欧洲方面认为,两种可能都存在,甚至有学者担心在拜登之后,类似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还会东山再起,跨大西洋关系仍将震荡。同时,美国多数民意反对抛弃北约,美国公民社会、商业团体及包括国会和政府机构在内的政治建制派都有支持美欧关系的规范网络。然而,特朗普政府已经剥去自由主义外衣,不愿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扮演“合格的领导”角色。有学者认为,特朗普任内美欧关系的“新断层线”既不是地理上的,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基于全球化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上的结构性、长期性分歧。从小布什到特朗普,美国长期指责欧洲在安全上“搭美国便车”。在判断拜登赢得美国大选后,也有学者认为尽管美欧仍会在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但拜登执政,“西方”的意义将重现,特朗普对美欧同盟造成的伤害将在深层次得以修复。第二,欧洲应不应该为“后大西洋主义”做好准备,这一讨论尤其在德国体现得较为激烈。“大西洋主义者”认为,“脱美”的想法对欧洲并无益处,欧洲在安全上仍依赖美国,美欧仍互为“不可替代的伙伴”;“后大西洋主义者”认为,美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充当欧洲保护者和稳定器,美国从欧洲的“战略撤出”早在奥巴马时代就已开始,即使拜登执政,美国也会要求欧洲承担比以前更多的责任。

  由于欧洲战略界对美政策辩论没有结论,特朗普执政时期,欧洲对美国在战术上采取“双重切割” 这一权宜之计。第一重切割是将欧洲对美国依赖较深的安全领域与其他产生分歧的领域切割。在安全防务领域,欧洲盟友部分提高军费,向特朗普要求低头,与美国不断提升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合作。但在经贸、数字、科技、伊核协议等其他领域,欧洲却坚决捍卫自身权益,甚至不惜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在经贸领域,欧盟一方面和美国开展经贸磋商,另一方面也拿起关税武器采取反制美国的措施。在数字领域,欧洲国家酝酿数字税,欧盟机构以反垄断为名向美国互联网企业开出天价罚单。在拜登即将确认胜选的情况下,欧委会2020 年12月15日针对运营网络平台的“数字看门人”企业提出《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和《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两项草案,加强对数字超级企业内容和经营方式的监管和限制,而如果数字法案被视为牺牲美国企业利益来保护欧洲企业,将很可能遭到拜登政府的强烈反对,引发美欧关系新一轮波动。伊核问题上,欧盟努力对冲美国退出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试图尽力保全伊核协议成果,为绕过美国针对伊朗的次级制裁,英国、德国、法国三国建立对伊朗的贸易结算支持机制“贸易交换支持工具”(INSTEX)。第二重切割是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派”与美国政治中的传统建制派切割,保住“亲欧力量”,为之后建制 派在美国的卷土重来做好准备。欧洲一些人士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冲击是暂时的,美欧关系在特朗普卸任后仍能回归正轨,因此不能将通往大西洋一侧的桥梁彻底烧毁,必须积极引导、塑造美国建制派对跨大西洋同盟的认同。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2017年访问美国、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2018年访问美国即显示了欧洲这一考虑。

  拜登将实施美国对外政策的部分“去特朗普化”,欧洲对其不无期待,认为新冠疫情、经济衰退、气候变化、技术竞争、中国崛起都是美欧应当共同面对的挑战,拜登执政有望重振美欧在多边主义和国际机制领域的合作,甚至称拜登为近一个时代以来“最具有大西洋主义精神的总统”。在以视频形式参加202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拜登表示“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同盟回来了”。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3日首次全面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中,也将重新激活美国与盟友及伙伴关系作为外交计划的八项要务之一。在“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的双重拉扯下,拜登将重点以价值观、盟友体系、多边合作为重振美欧关系的抓手,但仍面临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限制,欧洲的顾虑也难以打消。

  拜登将从三方面缓和美欧关系氛围、推动跨大西洋关系回暖。第一,强调民主价值观,重塑美国国际地位并恢复美欧“价值观同盟”的基点。拜登多次强调民主对于美国的意义,认为美国的“灵魂”就是由团结、尊重民主和个人自由所构成,民主是珍贵的、脆弱的,但“在这一刻已经大获全胜”。国务卿布林肯也强调“重塑民主是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民主因而成为拜登政府重启价值观外交的关键词,有助于推动重塑美国全球“道德领导力”、修复特朗普破坏的国际准则。拜登还多次强调美国外交的目标为巩固美国国家信誉,并提出召开全球民主峰会,核心目标是打击腐败,并在本国和国外促进人权。这一提法将大大缓解欧洲对特朗普治下美国民主缺位和整体“西方缺失”的忧虑,与欧洲长期倡导的民主、人权价值观外交极其契合,为跨大西洋关系重拾价值观联盟、夯实同盟意识形态基础迈出坚实一步。欧洲方面对于推动拜登任内的跨大西洋关系早已迫不及待,在2020年12月拜登尚未正式就职之前,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布《对欧洲议会、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的联合通讯: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其中对民主的强调不仅彰显了欧盟的固有态度,更突出了欧盟对拜登此前倡议的迎合,认为欧美在加强全球民主方面拥有根本性一致,欧盟已做 好准备在民主全球峰会中发挥作用。

  在新形势下,美国还有可能携手欧洲在新议题、新领域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将其作为团结西方、加强合作、打造联盟的新亮点。例如,为维护西方民主价值观、产业基础以及全球影响力,美欧可能联手推动建立数字领域的“国际民主秩序”。尽管数字税、数据分歧仍将困扰跨大西洋关系,但美欧对反垄断、隐私、人工智能的看法正在走近。在拜登任内,美欧共同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双方搭建“民主科技同盟”的最大推动力。一是双方或将利用拜登在任期初期召集的全球民主峰会推动欧盟倡议的“互联网人权”,与英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重新定义数据保护与反对居家监控的标准,在自动决策、算法偏差、面部识别技术上设立透明和问责制纲要。二是成立美欧科技与贸易委员会(与欧盟提议的欧美科技贸易理事会相似),共建数字领域贸易流动的民主管理框架,或将由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为共同主席,对新兴技术监管、研发、数据管理和网络安全设立共同目标。三是与其他民主国家协作,利用“民主十国”(D10)、经合组织、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在 全球标准设立和数字发展领域夺回主导权,推广“数字治理民主方式”。

  第二,巩固同盟务实关系,修复“特朗普冲击波”造成的跨大西洋裂痕。在安全上,拜登政府将提升美国对北约的重视与承诺。拜登承诺将大力投资并保持北约的军事实力以防备俄罗斯,将长期确保美军在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力部署和轮驻,并扩大美国应对新的、非传统威胁的能力,如网络防御与攻击、太空和公海、人工智能、量子、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新挑战,同时也呼吁所有北约国家重新承诺履行其作为民主联盟成员国的责任,推动成立北约—欧盟特别工作组,最大限度协调、集中能力,力促美欧同盟实施共同政策议程。美俄已经同意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释放出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美国完全可以此为基础推动与俄罗斯关于一些新军控措施的谈判,这不仅利于美俄战略稳定和国际军控,也利于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在经贸上,拜登既不会全盘继承特朗普针对欧洲的关税战,也不会推行全面的自由贸易。首先,拜登提出要在现行国际体系中“书写前行之路的规则”,改变特朗普在经贸领域“美国独行”的方式。拜登在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期间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有力支持者。其次,拜登政府暂停对欧关税战,有意团结欧洲共同应对中国。布林肯曾表示,特朗普对欧关税只是“假强硬”,伤害的是美国民众,拜登政府将结束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欧“人造贸易战”。2021年3月5日,美欧同意因飞机补贴争端而实施的价值数十亿美元进口关税暂停四个月,以便双方达成全面持久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会包括应对中国竞争的内容。最后,拜登政府将大大提升与欧洲方面的沟通频度和效率,可能设立类似跨大西洋贸易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对话内容或将涵盖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国家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生物技术和量子等领域协调政策,在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等 国际经济组织中协调立场。

  第三,恢复多边合作,为美欧合作提供抓手。在伊核问题上,美国正在考虑重新加入该协议,与欧洲盟国合作加强和扩大协议;气候问题上,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将与欧洲就减排措施进行协调;贸易协定问题上,美国将倡导消除对其不利的贸易壁垒,同时抵制对其不利的保护主义。其中,“规则合作”将成为下一阶段美欧关系亮点。对于拜登政府和欧盟而言,重振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加强美欧对规则的塑造,尤其是共同推动技术、贸易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与规则,是大西洋两岸政界与战略界的普遍共识。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美国“领导力和信用的回归”,一方面要对过去四年“纠错”,比如重回“巴黎协定”、世卫组织,考虑重回伊朗核协议;另一方面将国际机制的重塑和规则制定作为强化“民主国家同盟”及应对中俄挑战的途径,对其重视程度明显提升,提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不可动摇”、召开主要碳排放国峰会、扩大军控条约、与“民主盟国”共同发展5G等欧洲乐见的提议。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对于与美国共同强化COVAX、引导世贸组织改革、构建可持续金融全球监管框架、推动跨大西洋合作制定国际标准、达成“全球塑料条约”等方面均有强烈需求。拜登任内的美欧在多边合作、全球治理上的利益重叠大大提升。

  然而,拜登政府改善跨大西洋关系的举措却难以解决美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美国为了解决国内问题、护持全球霸权必须将重心转向国内,减少对欧洲盟友的成本投入,同时将同盟和伙伴体系视为最大战略资产,希望欧洲成为其大国竞争战略的得力助手,承担更多战略责任。美国的紧逼可能导致欧洲对美国的选择性合作,甚至战略上的进一步“脱美自强”。欧洲认为美国看似采取成本转移和责任分担策略,实际上却在战略上抛弃欧洲,因而必须增强战略自主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强的底气,但又担心步子迈得太大导致美国过早在安全上抛弃欧洲,欧洲的顾虑难以彻底化解。

  欧洲的第一重顾虑是无法接受美国既要护持霸权又不想投入过多的战略目标。随着国际格局的复杂变化,美国“单极时刻”烟消云散,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让国际格局不断朝着多极化方向演进。美国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地位相对衰落,必须合理利用资源。拜登政府在 2021年3月出炉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反复强调“国内优先”“外交优先”的理念,表示在防务上将作出明智和谨慎的选择,并提出“有责任地使用武力”,这意味着拜登很可能混合了奥巴马“不做蠢事”和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思想,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然而,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却不想投入更多资源,还需要团结盟友助力大国竞争,这两个目标存在固有矛盾,过分强调欧洲盟友为美国分担经济成本只会助长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而继续为欧洲盟友投入经济资源则无法让美国“轻装上阵”。

  拜登同样认为北约的欧洲盟友需要承当更多责任,为受新冠疫情困扰的欧洲盟友增添压力。同时,美国在欧洲周边的战略撤出将更为明显,包括从阿富汗及中东进一步减少军事存在,只对盟友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等。欧洲认为美国不仅仅追求经济上的甩包袱,更是对欧洲战略上的抛弃,这种认知错位让欧洲担心美国将逐步放弃对欧洲的战略投入。从更深层面看,欧洲担心特朗普表面言论的后面是美国“新孤立主义”的思潮,而“特朗普现象”只是美国社会与政治变化的一个体现。拜登时期,“特朗普主义”不会从美国销声匿迹,拜登强调的“中产阶级外交”无非是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背后仍是美国希望团结欧洲力量为大国竞争的战 略目标服务,欧洲盟友并不愿为了不同版本的“美国优先”过多牺牲自身利益。

  欧洲的第二重顾虑是难以化解战略自主与战略依赖的两难。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加强了欧洲追 求战略自主的意愿与行动,但欧洲短期内若要脱离美国却必须面对无法承受的安全成本。对于欧洲而言,拜登执政后的政策调整看似机遇,但也蕴藏危机。此前,欧洲在地区和全球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遭到“美国优先”冲击,导致欧盟内部分歧,削弱欧洲团结。而欧洲在思考如何实现战略自主,加速推进自身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维护基于多边主义和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欧洲追求的战略自主尤其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2018年6月,欧盟峰会承诺加强欧盟防务合作,包括三项互为关联的倡议: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欧盟年度协同防务评估(CARD)和欧洲防务基金。尽管“战略自主”没有准确的定义,但德法两国领导人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支持下坚持推动,目标就是壮大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中的欧洲支柱。欧洲也声明追求战略自主并非取代北约,而是发挥补充作用。

  欧美军事安全能力的严重失衡决定了欧洲即使想实现所谓的战略自主,短期内在战略安全上也无法承受被美国抛弃的后果。拜登执政可能会一定程度缓和欧洲陷入两难的处境,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欧洲依赖美国还是谋求自主的矛盾。冷战后美欧分工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模式没有建立起来。冷战期间,美国提供核保护,欧洲大陆提供地域常规部队、大部分的战术空中防御,英美共同维护海洋通讯线,每个国家保护港口和海岸线。而目前情况是欧洲没有美国就难以有效地自我保护。冷战结束后的欧洲经历了20年的“解除武装”,失去真正的防务能力,而欧洲各国提升军事安全能力的意识仍然不足。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环境大幅改善,各国安享“战略假期”、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加紧推动内部经济、社会和一体化建设,同时欧洲发展出了更广泛的安全概念,气候变化、发展援助均被包括在内。从民众层面看,和平与安全的社会中也很难产生强军自卫的紧迫感,对“硬实力”也并不推崇。冷战结束后,以德国为代表的几个欧洲经济强国开始走向后军事的全球主义。然而,美国全球战略资源转向“印太”的趋势日渐明晰,拜登政府将继续推进特朗普任内的“印太战略”,从欧洲战略撤出的脚 步只会加快,欧洲仍将面临战略依赖与战略自主的选择两难。

  尽管拜登执政后美国政策将重新摆向多边主义,但美国对欧政策受到国内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本土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制约。无论接触 欧洲的方式方法如何改变,美国本质上服务于大国竞争、护持霸权的对欧政策只会进一步激化跨大西洋关系的矛盾。跨大西洋关系仍存在诸多分歧,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诸多影响。

  第一,美欧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分歧将更为突出。拜登执政绝不意味着美国国内“特朗普主义” 烟消云散,特朗普在大选中超出预期的普选票数证明,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力量依旧强劲。与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浪潮不同,欧洲更希望追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化2.0版本”。由于欧洲经济结构与经济全球化高度捆绑,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概念也依托于全球化开放边境、自由贸易的内涵,因此欧洲不可能追求“去全球化”,未来将更倾向于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欧洲战略界主流认为新的全球化应能在开放市场、相互依赖与主权、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让欧洲继续能在开放贸易中享受实利,又要放弃天真、拿起必要的保护 工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认为,旧版全球化暴露单个国家缺乏有效保护的脆弱性,因此欧盟的集体保护是关键,欧盟必须构建集体保护,收紧投资审查,在竞争政策、政府补助方面抵御国际不公平竞争,联合集体的力量,在新技术和规则制定领域占领国际制高点。因此,疫情背景下美欧对全球化、国际秩序的认识分歧加深,双方所追求的不同版本的全球化进程将成为二者未来在价值观领域的重要摩擦点。

  第二,美欧就全球治理及机构改革的争执将持续上升。此次疫情暴露出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的捉襟见肘,但美欧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不同情况与态度将加深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G20各国领导人呼吁世卫组织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建立或完善有关疾病、冲突和气候的预警机制,一些国家可能会进一步提出建议,要求国际组织制裁未能及时预警的国家。欧洲倾向支持建设此类可制裁主权国家的“超国家机构”,认为此举将确保一些国家在疾病控制、气候、避免与邻国冲突等方面成为负责任的“国际公民”。拜登政府即使愿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美国国内仍可能对此产生激烈辩论。拥有霸主地位的美国长期反对“世界政府”,不 希望自身行动受到国际机构制约,支持本土主义和反全球化的“特朗普主义”遗产也将掣肘拜登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

  第三,民粹主义将继续在大西洋两岸形成不同的发展趋势。受疫情影响,美国的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持续高涨。这种思潮源自民众对美国政治、经济现状和国际环境的不满,疫情暴露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进一步鼓舞民粹主义分子,比如美国不够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抗疫无力的政府等,疫情导致的居家政策也让民粹主义者有时间接触和散播更多煽动性的假信息。然而,疫情对欧洲民粹主义的影响却与美国不同,主流政党和建制派执政力量因为抗疫团结了更多民众,缺乏领导力的民粹主义政党吸引力大打折扣。在意大利,新冠疫情让该国民粹主义受到重创,欧盟对意大利的出手相助让“疑欧主义”失去市场,而民粹主义政党宣扬的摘口罩倡议更是与科学常识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第四,美欧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将不断扩大。从长期看,美欧不会因为共同对华而持续走近,反而会因应对中国发展的不同思路和方式摩擦不断。目前,美欧已难将中国塑造为类似冷战期间苏联那样的共同威胁,以此粘合已有裂痕的跨大西洋关系。从本质上看,中国与冷战期间经济上受孤立、技术上受限制的苏联截然不同。美国在2019年12月的北约峰会曾极力拉拢盟友,希望将中国打造为团结美欧的另一个外部安全威胁,但北约欧洲盟友普遍采取谨慎态度,并不希望北约变为一个彻底的军事同盟。拜登时期,美国将延续这一路线,打造对华统一战线。但护持霸权的美国对中国是体系性竞争甚至对抗,谋求发展的欧洲对中国则是在同一体系内的影响力竞争。

  美国所奉行的“大国竞争”与欧洲所谋求的经济合作存在本质冲突。美国对欧洲的“善意”别有用心,企图将欧洲拉入“大国竞争”的陷阱,希望欧洲配合美国全球及地区战略,客观上却加大了欧洲对外经济合作的成本。拜登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将“大国竞争”视为国际形势的主流不会改变,继续加紧与中国、俄罗斯等所谓“战略竞争对手”的博弈。在这一情况下,美国急需强化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科技技术等领域获得欧洲支持变得至关重要。然而,欧洲并不愿彻底投身美国急切呼吁的“大国竞争”,因为美国竞争的对手恰恰是欧洲的经济合作伙伴,欧洲面临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身份两难,主要有两点担忧:一是北约内部已存在多重矛盾难以调和,如成员国民主价值观退化、团结程度受损等,应对俄罗斯“混合战争”尚有困难,加上北约在“印太”地区的资源手段有限,短时间内北约难以迅速调转方向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有效工具。二是欧洲不愿将中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关系发展与美国的地缘战略绑定,担心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美国此前对德国软硬兼施,仍未达到彻底排除华为的目的,说明美国在调动盟友遏制中国时影响力存在局限,本国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仍是欧洲盟友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未来,双方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差距还将拉大。在是否应当与中国脱钩的议题上,欧美之间的分歧只会不断扩大。特朗普任内,美国希望中国在经贸上作出更多让步,并且继续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等。拜登时期,美国不会轻易在经贸政策上全盘推翻特朗普时代的强硬措施,而是希望以此为筹码继续施压中国,科技领域的脱钩态势也可能继续恶化,包括对华实施“小院高墙”策略,加强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的对华限制等。欧洲则更多关注其内部问题,难以在中国议题上发出统一声音,更不愿协助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与中国脱钩。相反,中欧在2020年底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合作的样板,将合作机会转化为利于中欧双方的红利,进一步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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